的城市规划，再也不能在中心区超强度开发，超极限运行；现今的城市规划再也不是单一的建设规划，再也不能停留在单纯地以空间艺术为主导的形态设计阶段，而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规划，即把建设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科技文化发展规划以及生态环境发展规划相结合，从国土、区域、大城市圈、城市群以及城镇体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使城市人口与生产力布局、城市与乡镇融为一体，并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1977年12月，国际建协为此特地修订了城市规划新宪章——《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新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对区域规划、城市增长、分区概念、住房问题、城市运输、城市土地使用、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等，进行综合性的思考。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建设，因此开始步入“环境的时代”、“旅游的时代”、“文化的时代”，并向着“生态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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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北京城近现代的发展，从五十年代开始，北京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 |
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了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历史面貌损毁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命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燕山出版社，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式迅速扩张。同时，北京城市的就业功能密集于中心区，住宅只能在郊区集中发展。例如，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万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其功能只以居住为主，这使得大量的就业人口必须早出晚归，往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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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中心区和城郊住宅区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昂贵，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北京市城市功能过度集中，损毁的不仅是千年古都的文化积蕴，而且弱化了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已经形成的向心作用。整个华北地区的省份，除了沿海的辽宁和山东相对较好，其余省份包括天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当北京已经被过度的集中压得喘不过气时，周边城市却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惑。这是政策过度倾斜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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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先进经验，为目前北京的城 |
市建设提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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